发布日期：2025-09-09 19:48 点击次数：118
1959年的庐山之会，原定旨在抵制“左”倾思潮，对“大跃进”运动以来累积的种种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与纠正。然而，彭德怀致毛泽东的一封信，却让会议的方向突然发生了转变。
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既要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反右，又要遵循客观规律务实；既要纠正“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又要维护好毛泽东的威望，这就构成了一些不可回避的两难处境。
周恩来面对着重重的压力，既谨慎细致，又勇于担当，努力使国民经济逐步回归稳健发展的正轨。
狂风肆虐的庐山，见证了这一幕艰苦卓绝的历程。
怀着喜悦的心情，周恩来登上了庐山。在会议期间，他趁此良机，全力以赴地纠正偏差，倡导务实精神。
1958年的“大跃进”尽管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但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很快受到惩罚，带来的种种问题开始暴露。
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核心领导人的神色中透露出深深的忧虑，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开始对“大跃进”过程中显现的问题有了敏锐的察觉并着手进行纠正。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和周恩来、李富春都持有一致的意见，认为“大跃进”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重视不够。毛泽东说：
“年复一年，我们总是提及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然而，却常常疏于留意，无论怎样，结果似乎总是雷同——无论是高炉、平炉、小高炉，还是小转炉，工业各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协同，都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世界各地，人们若不亲身遭遇困境，缺乏实践经验，往往难以灵活变通。”
毛泽东坦言，他自己也是在遭遇了挫折与阻挠后，方才转变思路。
为了推动这一共同“转折”，进一步澄清自“大跃进”以来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提出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所有关键人物召集至他心仪已久的江西庐山。
庐山会议由此提出。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于汉口至九江的航程中，在轮船上明确指出，庐山会议将围绕读书、形势分析、工作任务、体制调整以及食堂管理等方面，展开对19项议题的深入讨论。
不久前，他在长沙与远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进行了通话。在交谈中，两人均认为当前民众情绪高涨，亟需平心静气地阅读一些书籍。
在电话中，毛泽东表达了他的观点，指出本次会议不宜过分紧张，而应合理安排休息时间。此外，他还就会议议题向周恩来进行了说明，并遵从周的建议，增列了一项“国际问题”。这共计19个议题，均旨在从总结经验与教训的角度出发而提出。
6月28日，周恩来抵达武昌，不久后乘坐客轮前往九江。紧接着，于7月1日登上了庐山。
周恩来对庐山会议抱以满怀希望与激动的心情参与其中。
在“大跃进”运动期间，他因倡导反冒进立场，屡遭毛泽东同志的公开严词指责。这一情况甚至导致周恩来总理不得不向中央提出疑问，反思自己是否适宜继续履行总理职责。
自大跃进伊始，周恩来同志的内心便饱受着难以言喻的苦闷与矛盾之煎熬。
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辞去总理一职已有一年时间，恰在此时，形势突变，毛泽东毅然提议在庐山开展“降温”运动与反对“左”倾错误，这一举动怎能不让人感到欣喜呢？
谈及他参与庐山会议时的心境，他如此表达：
“彼时，正值贯彻党的总路线一年来的执行成效，我们共同迈入了新的跃进阶段，大家都忙碌不已。我们齐聚庐山，旨在对经验进行梳理总结。主席曾言，这既是总结经验，亦寓含着一段休憩时光。”
本年度的大跃进成果辉煌。诸多问题正逐步得以解决，其中许多已成功克服，尚存的部分亦在积极解决之中。在认识层面，我们展望未来，充满希望。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和信念，我们攀登高峰。
彼时，周恩来心情愉悦，对庐山会议满怀信心。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回忆道：
“在启程上山之际，总理邀请我们于庐山会议结束后前往其府上做客……然而，会议落幕之后，此提议自然已不再可行。”
庐山紫云缭绕，神秘。
7月1日，毛泽东踏上庐山之巅，南麓的风景映入眼帘，随即他挥洒豪情，吟咏出一首气势磅礴的诗篇。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
在这场庐山会议中，毛泽东选择入住蒋介石与宋美龄曾下榻的“美庐”别墅。踏入别墅的那一刻，他幽默地喊道：“蒋委员长，我到访了！”
他的脸上洋溢着愉悦，向前来探望的江渭清、聂荣臻、曾希圣等友人说道：
“请随我入内，让我们坐下来详细讨论。请将当前的形势与存在的问题一并陈述。此次中央扩大会议的核心议题是抵制‘左’倾错误，大家无需对‘右’倾有所顾虑。”
7月2日，毛泽东会议第一天发言。
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聚焦于抵制“左”倾思想、反对盲目指挥以及摒弃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大跃进运动所留下的深刻教训之一，便是未能妥善处理综合平衡的问题，而这正是经济领域工作的根本所在。
遵循毛泽东所确立的指导方针，自7月3日起，会议按照六大区域进行分组，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围绕形势与任务，众人纷纷发表见解，各抒己见。其中，有人对“大跃进”时期的问题进行了直率的批判，然而整体氛围却十分融洽。日间，大家专心学习与探讨；夜晚，则欢聚一堂，欣赏戏曲、共舞或是观看电影。
正如薄一波所述，“会议氛围轻松愉悦，被大家戏称为‘神仙会’”。
作为总理，周恩来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把侧重点放在了纠“左”务实上。但是在一些“度”的问题上，又很难把握，所以他感到左右为难。究竟该如何是好？
他巧妙“借鸡生蛋”。
会议翌日，他受命于留守京城、主持政府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毛泽东主席呈上一封亲笔信。在信中，他提议将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所提交的《关于当前工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分发给在座的各位同志，供大家参阅。
这份报告强调：
自“大跃进”运动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之间以及工业领域内部的某些比例失衡现象愈发严重，对此问题的轻视同样存在极大的风险。
提出调整巩固措施。
在同日，周恩来亦向毛泽东提议，将6月5日浙江省一位生产队长致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分发给出席政治局的与会人员传阅。
信中反映的是农村存在的不实事求是、不因地制宜、不讲真话、搞浮夸、瞎指挥等恶劣作风，呼吁“中央该管一管了，大跃进该刹一刹了”。
此信为庐山反“左”奠定基础。
其次，他不在理论上评论“大跃进”的是非，而是用事实和数字说话。所以他的方法既策略又谨慎。
7月6日，在聆听了华东、西南、华南、中南、华北等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林铁等人的详尽汇报之后，他表示：
“关键在于计划指标设定过高，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过大，导致国民经济结构失衡。今年下半年，我们的任务是确保指标得以顺利实施，并精心规划，力求达成既定目标。”
7月16日，他参会各协作区主任会议。
“在巩固前进步伐的基础上，我们致力于探寻新的平衡点，既不偏向保守，亦非机会主义。跃进的步伐不可能每年都保持同等速度，然而，若以五年为周期进行平均，其速度依旧显著。”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钢铁产量实现了年均31%的稳健增长；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这一增长率更是跃升至年均35%。然而，问题如同潮水般，一个接一个地涌现出来。
他说：
“摸问题发现了一些问题。”
一个显著的问题是，1959年上半年国家财政出现了赤字，这一情况是在他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时才得知的，是由李先念同志所汇报的。紧接着，他立即连续三天主持召开了财政问题座谈会，对账目进行详尽核算，深入研究和探讨应对的策略与措施。
刘少奇说：
“略有赤字尚可容忍，但若今年再出现赤字且数额显著增加，则实属不宜。”
周恩来说：
“我们已察觉到这一问题的存在，理应立即着手解决。若拖延至此刻仍未采取行动，那便将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周恩来继而提出了包括算账、收权、归口在内的五项应对措施，并委派李先念、习仲勋等同志负责具体实施。
他善于触类旁通，将财政部门所揭示的问题与其它经济领域的潜在问题相联系，并对工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总结性的发言中，他明确指出：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我们在综合平衡方面的工作表现不尽如人意，发现的问题远超预期。在此，我想提出一点个人看法：无论是计划生产一千八万吨钢，还是一千六百五十万吨钢，我们都必须做好相应的安排。正如主席所强调的，这种安排正是综合平衡的具体体现。
既有的平衡已被打破，在跃进运动的基石之上，我们正需逐步构建新的平衡体系。一旦有所松懈，失调现象便可能随之出现。
周恩来：清理基建项目。
“果断实施严厉措施，毅然决然剔除，无需畏惧触怒他人。”
会议依循既定议程，不仅凝聚了共识，更付诸实际行动，逐一解决自“大跃进”时期累积的一系列实际问题。
谭震林评价会议称：
“将经济中的关键问题一一梳理得明明白白，这本身就为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期，进行细致的账目清算显得尤为关键，其益处不言而喻。总理再次强调这一问题，实属必要。”
毛泽东和周恩来
在本阶段召开的会议中，普遍呈现出对纠正“左倾”偏差的强烈呼声。然而，其间亦涌现出不同的意见之声。
有人或许会提出质疑：我们不应将“大跃进”视为对按比例发展客观规律的破坏。那种认为降低指标便易于实现的观念，实则不过是保守思想的另一种掩饰手法。
有人甚至直接对周恩来进行指责，声称执行指标只会消磨士气，散播悲观情绪。
所以实际上庐山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面临着许多矛盾难题。显然，“大跃进”以来膨胀的指标不降低是不行的，不降低就根本无法实现；但降低也不那么容易，你一说调整便有人放冷箭。
这情形迫使周恩来在坚持务实原则的同时，亦需谨慎地进行解释与阐述。在7月21日的会议上，他针对“泄气”一说发表观点：
“实则不然。达成目标的关键在于明确具体进步的幅度。我不过是提出问题，并非意图传递消极情绪。
我多少还保持着一些斗志，总希望把事情做好。尽管我曾犯下保守主义的失误，但你的态度始终是追求卓越。如今正是抓住机遇的好时机，错过就不会再来。
7月23日，他又在会议上强调摆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他说：
“我愿将‘落实’与‘泄气’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切不可将数字的轻微下滑视作泄气的标志……仅凭干劲，我们所能取得的成果有限，因此，干劲必须转化为实际行动。”
周恩来面对“保守思想”的指责，却毅然坚持，一边进行自我反省，一边专注于他心中的事业。在他看来，唯有将指标真正落到实处方为关键，至于个人的得失，他视为微不足道。
他的卓越之处在于，他选择不直接回应针对个人的指责，不就“大跃进”的利弊作出正面评论，也不深入纠缠于思想和理论的争议，更不触碰那些敏感话题。相反，他借助来自基层和各个部门的实际反馈，揭示了“大跃进”引发的虚报数据、财政赤字、比例失衡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并迅速采取果断措施进行调整与补救。
这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和实干家所秉持的处事原则与高超技艺。
事实表明，周恩来当时的立场与举措展现出了卓越的远见。
而彭德怀采取的态度和做法就显得激烈。他7天时间里在西北组发言7次，许多话据说连负责记录的秘书们都“手指发抖”。他说：
寻求经济启示时，切勿抱怨，亦无需追溯责任归属。责任分担于每一个人，其中亦包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主席提出的1958年钢铁产量目标为1070万吨，并计划在两年内超越英国，这是他的决策。难道他对此没有责任？在上海会议上，他对自己的决策进行了批评，并表示自己也曾一度情绪高涨。”
政治与经济分属不同领域，特性各异，故而思想教育无法取代经济建设的实际工作。毛主席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实为世界所罕见，然而，滥用这种威望却是不可取的。
在我们党内，常常出现“左”的倾向，这一现象往往难以纠正。相较之下，“右”的偏差则较为容易改正；一旦“左”的思潮涌动，便会压倒一切，导致许多人因之噤若寒蝉，不敢公开发表意见。
邓小平评论道：
“彭老总的信函措辞以及言谈之间，确实存在一些不够得体的地方。”
胡乔木也说：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以那般态度提出意见，实有不妥之处。若能心平气和地沟通，而非情绪化地争执，或许情形会有所改观。
毛泽东对发言反应平淡。
7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各组组长会议。在回顾了前一阶段会议的情况后，他强调，必须统一思想，并发表见解：
“若对形势的判断存在分歧，便难以达成团结。而欲确保党内团结，思想上的统一乃为首要之务。”
他指出，部分同志未能进行全面思考，需要引导他们认清所得与所失。需阐明，确实存在某些行为看似得不偿失，但总体而言，不能断言所有情况均为得不偿失。任何经验的积累都需付出一定的代价。
毛泽东将形势概括为：
成就辉煌，挑战亦多，未来依旧充满希望。
周恩来起初便赞同并支持彭德怀所写的信件。面对他人的议论，他淡然回应：“这又何足挂齿。”
随后的会议进展顺畅，不仅对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认可，而且深入剖析了由“大跃进”引发的诸多问题，并已着手实施相应的调整策略。
然而，谁都没有料想到，“神仙会”竟因一封信而突然间转变了其进程。
遵照毛泽东于7月10日在组长碰头会上的部署，庐山会议计划于7月15日圆满落幕。在14日当天，会议已正式印发由胡乔木等人草拟的《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纪录（草案）》，其中包含12项议题，待最终审议通过。
然而，正当那天傍晚时分，毛泽东接到了彭德怀寄来的一封亲笔信。
彭德怀原本听闻会议即将告一段落，鉴于诸多同志对“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尚未进行深入的冷静研究，他对此深感忧虑，尤其是对于“左”倾错误未能得到有效纠正的问题。
他对王承光言。
“大跃进以来那么多严重问题，硬是没有多少人讲。”
他希冀与毛泽东进行面对面交流，却担忧言语不当导致误解，因而决意通过书信来表达。在信中，他主要梳理了在西北小组会上不便明言的一些议题，以提纲挈领的方式向主席汇报。这些议题涵盖了总路线、大跃进及人民公社等相关政策的具体问题，以及部分干部在执行工作方法上的疑虑。
他说：
“我对当时那些偏‘左’的现象深感忧虑。因此，在七月十四日，我向主席写信，旨在尽快解决那些存在的问题……”（摘自《彭德怀自述》）
此封长信详细阐述了他对于“大跃进”运动的见解，既认可了取得的成就，又毫不回避地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并恳请中央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他坚信，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努力，定能克服一切困难，对“辉煌的成就与光明的未来”抱有无比的信心。
信中所提及的种种问题，诸如“比例失调”与“浮夸风”等，实则早已为代表们所广泛探讨。然而，毛泽东同志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及所掌握的实际情况，并不逊色于彭德怀同志。
然而，在信中提及大炼钢铁之举既有利也有弊，而开展大跃进则被指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以及“左倾错误”，这些评价让毛泽东难以认同。
在小组会上，彭德怀曾发表“胜利冲昏了头脑”、“沉溺于虚幻的夸大其词”、“滥用权威”等言论，这些话语激怒了毛泽东。
7月16日凌晨，毛泽东在信件上作出批示，指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并亲自为其拟定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今晨，他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进言：“彭德怀同志于14日所寄来的一封书信，业已由我定下标题，并已批示‘供各位同志参阅’。在此，我提议大家共同探讨这封信的内容属性。”
王任重回忆道，曾与毛主席一同游泳，当时他向主席提及，自己已阅读了彭的信件，从中察觉到彭持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
毛主席曾言，身为政治局委员，向党中央的主席写信，本属寻常之举。若有所分歧，自当予以充分讨论。
根据胡乔木等人的回忆，实际上，这并非毛泽东的全部考量。他曾试图对大跃进进行“降温”，并已开始着手进行局部调整，但他不愿看到人们对形势持悲观态度。在他看来，缺点与错误固然存在，然而那些秉持反对意见者若以此攻击总路线，无疑是将总路线引向歧途。经过深思熟虑，他断定彭德怀的信函所表达的是要求转向相反的方向，即从“左”转向“右”。这自然被视作“右倾”行为。
在那段印发彭德怀信件的日子里，小组讨论中便有人对此信表达了反对之音；然而，也有相当多的同仁表示支持，其中不乏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重量级人物，他们在讨论中纷纷发声，表示：
彭老总致主席的来信，其主旨精神颇值得肯定，我对此表示赞同。
没有人告诉周恩来毛泽东真正的态度。他还认为彭德怀的信中使用的材料和观点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他没有料到这件事会引起那样大的一场政治风波。
据李锐回忆：
7月19日或20日晚间，跳舞之际，我与他周恩来同席而坐，便有意提及：“你觉得彭总的来信如何？”周恩来回应道：“并无特殊，这只是常态。”
李岩，周恩来同志的秘书，曾在不同场合确认，周总理也曾提及：“彭总的来信，确实揭示了一些真实的情况。”
周恩来和彭德怀
7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各部长汇报会，并在会上就“大跃进”运动的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指出：
“继去年大跃进阶段之后，我们面临了相当严峻的形势，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在主观努力上存在不足，综合平衡工作尚未做到位。当前，我们必须切实落实各项指标。”
达成指标并非意味着气馁，而是关乎我们能够实现多大程度的飞跃。对此，我们必须给出答案，这并非是对跃进本身存疑。
7月17日清晨，彭德怀接到中央办公厅转来的那封文件的副本。在瞥见标题“意见书”三个字时，他不禁感到意外，因为那本应是直接呈送毛主席并供其参考的私人信件，怎么变成了公开发表的“意见书”并且印刷成铅字呢？他对此感到困惑不解。
他声明：“这封信系仓促间所草就，未能详尽表达其意”，遂提出撤销此信的请求。然而，正如覆水难收，信件已同时分发给多个讨论组。
在将此信呈递给毛泽东之前，他深思熟虑，认为先行与其沟通为佳。于是，他两次前往“美庐”，却因毛主席已入寝息而不得不返回。
庐山之巅仍旧显得风平浪静。然而，彭德怀心中却涌起一丝难以言说的不安。
直至7月2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为这封信定下基调，周恩来方才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在那个午后，于与国务院副总理的亲切交流中，他提及了那封函件，对彭德怀表示：
“正如主席所言，总体而言情况尚佳，只是方向有所偏差。当然，他并未直接点名。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什么大问题。你并未陷入反冒进的泥沼，但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倾向。既然已经意识到并纠正，便是明智之举。这样的批评同样富有建设性。”
周恩来认同那封信所表达的观点，实际上，根据他本人所了解和感受到的实际情况，其严重程度远超彭总所陈述。然而，“大跃进”运动乃是由毛泽东亲自发起的，他尚不能对彭德怀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恰恰体现了他内心的“两难”心态。
周恩来虽深知毛泽东对彭德怀所写之信存有异议，仍促使政治局常委深入探讨“此信之性质”，却并未料及会引发重大困扰。这不过是他的一番美好愿景罢了。
实际上，毛泽东已开始对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周恩来对彭德怀的信持肯定态度，但在会上又不得不违心地对他提出批评
庐山的宁静在这一日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所打破。彭德怀的信件，犹如一颗点燃风暴的导火索。
1959年7月23日，上午8点20分，毛泽东抵达庐山交际处直属招待所，出席第二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步入会场，他在主席台上落座，目光所及，见彭德怀正坐在最后一排。
他落座即开火。
“各位已经说得很多了，请给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发言，行吗？我服用了三次安眠药，却无法入眠，有几句心里话想要说出来。”
这是毛特有的讲话风格。
“这份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虽然有所体现，但程度并不深。若将其称为小资产阶级狂热，似乎并不恰当。诚然，其中夹杂着狂热的成分，但不过是渴望更多、更快地实现目标罢了。”
河南与河北的民众共同塑造了真理，他们追求罗斯福所倡导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并渴望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对于这种高涨的热情，我们该如何看待呢？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地将其归咎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吧。
在阐述我党历史中曾出现的陈独秀、李立三、王明以及高岗、饶漱石“四条路线”之后，他进而说道：
“如今，我们又面临一条新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们摇摆不定，如同扭动身姿的秧歌，显露出了资产阶级的摇摆不定与悲观情绪。”
他们并非属于右翼阵营，却将自己置于右翼的边缘地带，仅相隔30公里之遥，情形颇为危险。
“在此紧迫关头，我勉励诸位同仁，务必坚定信念，切勿动摇。观察所得，部分同志情绪波动，已有动摇之迹象。”
他们亦声称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均属正确之举，然而，关键在于需审视其言论背后的思想倾向，是偏向支持哪一方，还是为哪一派发声。
这类人属于“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范畴，然而，他们之中部分人却显得摇摆不定。他们在关键时刻往往表现出动摇，面对历史的风浪，显得不够坚定。
显而易见，提及的“第二种人”并非仅指彭德怀一人。周恩来在场的瞬间，便感到了紧张。他敏锐地察觉到，毛泽东的话语中暗藏深意：
“我建议部分同志在讲话时应关注方向的把握。就内容而言，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其中某些部分尚显不妥。”
他人之坚定，源自己身之坚定；他人之不屈，源于己之不屈。此乃又一深刻教训。
这些同仁，在我看来，并不属于右派，而是处于中间立场，亦非纯粹的左翼。我所说的“方向”，源于部分同仁在遭遇挫折、遍体鳞伤、焦虑重重之际，无法站稳脚跟；他们在动摇中选择了中立。至于他们究竟是偏向左翼还是右翼，还需进一步分析。
毛泽东的这些言辞，不仅引发了与会者的强烈震动，同时也对周恩来产生了深刻的触动。
毛泽东自我批评道：
“在1958年和1959年，主要的责任确实应由我承担。过往，我批评他人，如今，他人亦对我有所非议，这在我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过去我曾指责周恩来、陈云同志，而现在，轮到我自己面对这一连串未曾妥善处理的事务。”
周恩来素以胸怀全局著称，亦乃一位智慧超群的领袖。他深知，即便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虽宣布反“左”政策，并适度进行自我批评，但其内心深处仍存有一丝失衡与纠结——对几年前“反冒进”的旧事念念不忘。因此，每当有机可乘，他便不时提及此事。
今日，他看似在赞许周恩来吸取了“反冒进”的教训，得以稳固立场，未与彭德怀同流合污，实则是在告诫他切勿效仿彭德怀，重蹈“反冒进”的覆辙。
周恩来敏锐地捕捉到了言外之意，于是他选择了沉默不语。
众人心头涌动着紧张情绪，察觉到庐山会议的风向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彭德怀在“自述”中意外表示：
“自主席对我所写的信件进行了批评之后，会议的氛围发生了变化，我的心情也随之变得紧张起来。”
当日午后，周恩来同志召集几位副总理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彭德怀同志亦参与了此次讨论。周恩来同志说道：
“当前局势略显紧张，亟需有效应对。这一状况，源于大跃进时期的紧张氛围，以及胜利面前的挑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既包括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一方面，设定的指标过高，超出了实际可实现的范围；另一方面，在综合平衡方面，我们尚未做到尽善尽美。”
需振作精神，同时摒弃浮夸之气，激发斗志务必与实际行动相辅相成。唯有将干劲付诸实践，方能成就坚实稳重的努力。
主席强调需实现全面平衡，然而实际比例却严重失衡；他指示要留有充足的空间，然而这份报告（特指冶金部关于生产安排的文档）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将所有内容安排得满满当当。
如此调整带来的后果，必然会有部分企业遭受惨重损失，这是无可避免的……唯有果断决策，方能应对。”
这说明，周恩来在得知毛泽东又要反右的情况下，还是尽己所能纠“左”。
彭德怀亦出席了此次交流，聆听了周恩来所表达的一系列与他本人见解相吻合的观点。
彭德怀问：
“为何不上会讨论这些情况？”
周恩来回答：
“若一开始便提及这些挑战，恐被人误解为抱怨之词，反而不利于提振士气。”
接着说：
“此乃策略，然不应忘却1956年反冒进所犯的错误。当时发言急躁，未加周全考虑，便在二中全会上发表了那些言论。今应引以为戒，谨慎行事，汲取历史教训。”
由此观之，周恩来对彭德怀信中所载内容表示认同，不过他建议彭德怀在表达时需格外小心，务必审慎行事。
庐山会议不仅重塑了少数人的命运轨迹，更深刻地、长远地影响了我国的历史发展走向。
在政治局势突变的风云变幻中，众人心绪不宁，再难静下心来领略庐山的壮丽风光，“神仙会”亦随之演变为激烈的批判论坛。
原本专注于为经济指标“降温”，并寄望于庐山会议能够纠正“左倾”错误的周恩来，亦不得不分出相当的心力来关注“反右”运动。
7月26日的清晨，周恩来同志紧急召集了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举行会议。
庐山会议所面临的严峻局势，竟出乎意料地突然降临，连我自己都未曾料想到。
既然事已至此，便需考量战略与战术的选择，这实质上关乎政治方向和对待工作的态度问题。
他说：
在政治方向上，我们坚决维护并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总路线，这是首要的原则性问题。
在战略层面，我们须抱持对敌人的轻视态度，同时亦不容右派势力，与之展开坚决的斗争。此外，我们亦需同党内滋生的右倾思想进行抗争。我们坚信，我们有能力克服眼前的难关。
他强调：
在职场中，我们应当秉持积极的心态，摒弃空洞的言辞。面对现实中的种种挑战，我们应直面问题，探寻解决方案，而非懒散无为、得过且过。
显而易见，武昌会议的结果表明，单纯追求高指标并不可行。然而，在讨论基本建设问题时，我与数位部长进行了深入交流，最终我们均认同，目前我们仍需在今年的3000万吨、明年的5000万吨以及1961年的8000万吨钢铁生产目标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缩减，而非从战略层面进行全新的构想和规划。
……
若庐山会议未能就此问题达成明确共识，年底时或将显现出更多不平衡的现象，以及各式各样的失调迹象。”
午后会议持续进行，他强调必须坚守两大原则：“一是坚定地捍卫总路线的政治立场，二是切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推进工作。前者关乎政治导向，后者关乎工作态度。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既然我们坚定地支持总路线，那么在解决问题时，理应持有积极进取的态度。”
周恩来召集国务院计委、经委、建委的负责人召开会议，强调：“在推进工作的同时，务必积极开展反右斗争。确保工作落实在稳固的基础上，同时要充分激发大家的积极性与干劲。”
周恩来的这些言论，鲜明地映射出他在两难境地中所展现的复杂心态。他一方面坚决抵制右倾思想，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实施一系列可能被误读为“右倾”的措施，诸如缩减基础设施建设、下调各项指标。抵制右倾是必要的，而务实也同样不可或缺。
如果说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面临的两难处境，主要是既要纠“左”又要维护毛泽东；那么，后阶段他又面临新的两难，即既要反右又要实事求是地抓工作。
随着对彭德怀的批判愈发激烈，周恩来内心倍感沉痛。他曾对黄克诚流露出一丝惋惜之情，说道：
“抱歉，你错过了时机。若你在7月14日之前抵达庐山，彭总的信件便不会提前被出示。”
在发言中，他不仅对彭德怀等人表现出的“欠妥”与“不慎重”提出了批评，更坦诚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未能妥善处理工作，导致彭德怀同志不得不亲自过问，从而酿成了今日的错误局面。”
7月26日，周恩来在向各部委负责人发表讲话时指出：
会议形势发展，我事先无准备。
或许有人预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而许多人则一度对“庐山真面目”感到茫然。经过四个星期的会议，大家逐渐领悟了其中的真谛。
并非仅仅是经验之谈，实则揭示了方向性的重大问题，是一场深刻的政治较量……彭总的来信，正是右倾势力的鲜明代表。
7月31日至8月1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判彭德怀。两天的会议中午都没休息，吃工作人员送来的包子充饥。
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德怀、彭真、贺龙；旁听的有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
毛泽东说：
“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其实讲这个，锋芒是攻击中央。你不承认，也可能承认。
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就是说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
在会上，周恩来讲话很少，只是在插话中，批评彭德怀“骄傲”、“犯上”，不同意彭讲的“驯服”就是没有“骨头”的观点。
而7月17日刚刚上山的林彪在发言中措辞激烈，说彭德怀有“野心”，并指责他的那封信是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泽东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林彪的“这个发言很不善，以后成了定性的基调”。(《黄克诚自述》)
林彪
面对林彪的不实之词，彭德怀据理力争，但招来的是更猛烈的炮火，以致说他组织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
毛泽东以后又在一个材料上批示：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
1959年8月16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作全面检查，彭德怀承认自己是“老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也是魏延式、纳吉式的人物”。
他在“自述”中说，面对这样局势“我只能毁灭自己”了。
随即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8月17日毛泽东主持了中央工作会议，宣布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委员职务；撤销黄克诚的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和秘书长职务；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
同一天，周恩来召集大区负责人会议，布置庐山会议结束后的工作，要求回去以后与中央密切配合，“在反右鼓干劲的精神鼓舞下，保证各种指标能够完成或接近完成”。
如果说庐山会议前期反“左”曾鼓舞了人们的情绪，使大家看到了希望；那么，转为反右后便使得纠偏务实工作举步维艰，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何来“干劲”和“精神鼓舞”？——这是周恩来在两难处境中说出的言不由衷的话。他的矛盾心理可见一斑。
其实周恩来始终处于矛盾中，他同意彭德怀的主要观点，又违心地批判他；他同情这位几十年的战友的不幸遭遇，又硬着头皮通过对他的处理决定。
当年在他身边的秘书李岩说：
“我们看到总理的心情非常沉重，忧心忡忡，很少发表意见。”
庐山会议后，党内外在一片“反右”气氛笼罩下，急躁冒进再一次抬头，各地的指标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出现了新一轮的“跃进”风潮。旧的困难没有消除，又增加了新的困难。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也从此升级。
庐山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直接导致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长期混乱。
周恩来在庐山处于被动尴尬的地位。在这种处境下，他忧心如焚，顾虑重重，内心常常充满矛盾。
他难以忍受一些过头的做法和违反经济规律的事，但又不便在公开场合提出不同意见。
他惟一能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毛泽东和中央做出的这些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损失，而“变通”起来往往是力不从心，困难多多。
特别是“投鼠忌器”，他在尽最大可能消除“大跃进”消极影响的时候，还必须顾及到毛泽东的形象不受影响；他在反右倾保守的时候，还要考虑务实，挤去虚高的水份。
他就是在这些矛盾的夹缝中周旋着，在两难处境中游走着。
实践证明，庐山会议以后的历史虽然没有因为周恩来当时的努力而改写，但在经济上却把因批右造成的损害减小到了最低程度。周恩来功不可没！
在会上，周恩来虽然讲了一些违心的话，但庐山作证，周恩来在艰难的处境下，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再三提议，会后由周恩来负责抓一下1959年的计划、生产和建设问题。
而这时离年底只有4个月了，再加上必须面对的苏联的指责和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真是困难重重。
但是，“对困难，我从来没有投降过。”周恩来是这样表的态。他承受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竭尽全力维系中国的建设事业。
